当下的精英们几乎众口一词——未来已来！转变思维、改变跑道，打开脑洞，否则你会被时代抛弃！ 然而，时代会以什么样的姿势将我们抛弃？ 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看来，身处新时代的开端，我们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大家普遍感受到的焦虑和进退失据，而在于那一系列不断催生焦虑情绪的错误认知。太多的中国人愿意相信并乐于制造各类泡沫，只有在泡沫中他们才有机会短期攫取暴利。 其实，时代从未放弃我们，是我们在放弃自己。 正文： 2018年2月16日，又一个戊戌狗年轰然而至。 过去40年，我们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得益于思想解放所释放出的动人心魄的力量，我们见证了人类历史上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为震撼的一个经济奇迹： 1978-2017年，一个13多亿人口的国家经济总量增长了近35倍，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微不足道的1.8%增长到2017年的14.8%； 一个自150年前的满清“洋务运动”起就开始苦苦探索如何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屡败屡试，终于在改革开放这40年修成正果，建成了堪称全世界最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完成了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与此同时，中国人均GDP从改革初期的不到200美元增长到逾9000美元，我们见证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他们的消费需求正引领着全球经济重心的倾斜和产业格局的变迁…… 宏大的叙事下从来都是无数个体的坚持与奋斗——40年间，我们目睹了一个又一个财富故事和一代又一代的商业传奇。在40年的高歌猛进和一个又一个的商业奇迹之后，手握一手好牌，我们本应更从容淡定，击节吟唱中国的新商业文明的崛起与成熟。 然而，岁月繁华背后，我们却越来越多的感受到焦虑——焦虑发展还不够快，焦虑思维跟不上变化，焦虑被新技术、新模式颠覆淘汰，甚至焦虑朋友圈里那些个没听过的新词，焦虑自己赶不上那趟奔驰着名叫“财富”的列车。 我们被反复提醒20年前中国A股市场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叫长虹电器；而那些自诩“洞悉”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英们几乎是众口一词，不断加剧着我们在认知上的焦虑——未来已来！转变思维、改变跑道，打开脑洞，否则你会被时代抛弃！ 时代会以什么样的姿势将我们抛弃？焦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调性吗？ 诚然，我们身处一个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的大时代。新技术的冲击，经济重心的倾斜，地缘政治的变迁、和逆全球化等思潮在不断改变着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端与需求端，一个又一个行业结束了“黄金时代”，开始步入“白银时代”甚至“青铜时代”；再者，长期以来，我们用仅占世界6%的水资源，9%的耕地面积和20%的人口，生产了全世界50%的钢，52%的铝，和60%的水泥，用掉了全世界将近50%的能源。 在另一个时空里可能需要300年才能发生的事在中国浓缩在不到40年就全发生了。我们知道这种规模导向、严重依靠要素投入、以大量举债为支撑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我们迫切的需要找到新的发展路径…… 的确，任何个体都不能摆脱家国和时代大潮的冲击和裹挟。但是，我们该就此焦虑吗？ 德鲁克曾说过，“没有什么比正确地回答了错误的问题更危险的。”身处新时代的开端，我们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大家普遍感受到的焦虑和进退失据，而在于那一系列不断催生焦虑情绪的错误认知，以及隐藏在背后的我们的思想力始终没有被培养起来这一事实。 我们并没有与经济高速增长去同步发展我们极为稀缺的科学精神。没有科学的理性精神，我们主动或是被动放弃独立思考的能力，脑子里固化出对“权威”和“大家”的崇拜与依附，将思想自由拱手让出，让一个又一个似是而非的思维泡沫引领自己对世界的认知，进而不断加剧自己的焦虑感。 于是，面对迎面而来的各式冲击，我们雷厉风行寻找各种风口——制度风口、资源风口、商业模式风口、技术风口、甚至“无厘头”风口，把“短、平、快”的攫取利益视为当然，把建立关系和做交易的能力等同于经营管理和商业思想，把跑马圈地、占有各类资源并据此疯狂寻租看成中国式的商业规律；我们开口闭口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疗法、比特币、区块链和ICO，为能否得到那张技术”船票”而焦虑，却不知只有通过更为系统、注定辛苦的学习和独立思考才能深入理解这些技术的底层结构和支撑它们的基础设施，进而判断它们可能的商业应用场景。 没有科学的理性精神，缺乏追问因果关系的想法，我们偏安于林林总总的各类思维泡沫之中，自以为是已经洞悉这个时代的真实面貌，找到了那些推动人类进化的源动力。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过去60年，发展经济学家们提供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证据告诉我们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科学规律。我们认识到反映资本、劳动力等要素使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是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源于技术创新和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 我们确知技术和模式创新确实影响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质量，但这个过程比我们想象的要漫长、复杂得多。 以生物技术、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主导的高科技不断改变全球产业格局的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还不到1%，远低于1870年至1970年美国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期间所取得的2%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获得了4%以上的TFP年均增长速度，很大程度解释了中国人均GDP的爆发式增长。但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和高增长阶段的结束，TFP增长率在过去六年已经下降到年均2.3%的水平。 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通过更多更有效的研发和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发与保护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重新塑造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占GDP百分之二的研发投入虽然绝对数量可观，但是研发的绩效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大量的研发（Research & Development，简称R&D）是发(development)而不是研(research)；我们的创新也大量集中在满足用户体验和提升效率这两个层次，在以复杂技术和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创新方面，我们严重匮乏。 缺乏科学的理性精神，我们急功近利、好奇心钝化，对建立起对人类世界、对本源和普遍性的深刻理解缺乏兴趣。 我们不愿也无法专注于基础科学和底层支撑性技术的研究，通过资本实现技术上的“拿来主义。” 我们躁动着，在各种各样质量不一的思维泡沫的指引下，寻找各种快速成“财”的商业逻辑与商业机会，却缺乏更大的格局去思考真正推动人类进化的力量。 历史反复教育我们，人们愿意相信并乐于制造各类泡沫的原因在于只有在泡沫中他们才有机会短期攫取暴利。 于是，在一个财富梦想主导一切的时代，在各式各样的思维脑洞里，在大风过后的满地狼藉中，我们感叹着埃隆·马斯克和Space X的奇迹，焦虑着自己的生活。 这难道是我们愿意接受的时代调性吗？ 120年前的戊戌年，光绪帝颁发诏书，推行变法。未几，变法失败。变法者虽未竟事功，但留下了京师大学堂，国学之外，讲授科学，开启了中国近现代科学精神启蒙和“赛先生”之滥觞。 自此，“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蔡元培语），致力于追求真理但宽容异见的科学精神，贯穿岁月山河于始终，敲击着我们的心灵。 在《通向奴役之路》中，哈耶克说到，“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在大分化的时代，指导性的理论和价值观分外重要，而形成超越的思想的最重要前提是科学精神。 时代从来没有放弃我们，是我们在放弃自己。 120年后，我们再度出发，诚意正心，拥抱我们从未真正拥有过的科学精神。 以过往为序章，盛大演出即将开启。 你好，2018！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2018年2月20日 延伸阅读： 刘俏院长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这类鞭辟入里的言论，2017年11月22日，刘院长在出席新浪金麒麟论坛时的重磅演讲，同样让人振聋发聩，尤其值得当下的中国企业家静下心来学习感悟，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高速发展四十年 为何企业“大”却不“伟大”？ 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个人感觉过去40年我们走过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伟大的时代，有大量的数据来证明中国在过去40年取得的经济成就。我不讲太多细节，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几个数据，像人均GDP从80年代初的200美金，到2016年的8000美金，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里程数达到世界第一，现在出现了新的四大发明等等，这一切都是我们在过去40年经济高歌猛进带来的结果。 一、过去40年的最大变化在于中国大企业的崛起 因为我自己是做企业经营的，对企业和企业家比较关注。在中国的经济微观基础上，过去40年最大的影响、成果在于我们看到了一批企业的崛起，包括国企改革取得的成就，大量的央企和地方国企在国内A股市场、海外上市。也包括过去我们看到的四代创业高峰，产生大量民营企业。 用一句话来讲微观基础的变化，过去40年可能最大的变化在于中国大企业的崛起。全球500强企业96年中国有2家企业入榜，2017年109家企业入榜。加上在台湾地区的6家企业，大中国区115家企业进入全球最大的500强企业的名单里。 美国今年是132家，去年是134家，中国跟美国的差距是17家。按照中国每年有6个竞争企业的数量的速度在追赶，到2020年，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大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大企业的行业分布甚至包括股权分布，跟我们在过去40年的经济成就、经济增长模式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为过去40年，基本上我们用的是投资拉动的模式，对生产力要素的需求量非常大，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提供要素的这些领域产生了大量大企业。 有一个有意思的对比，中国十大市值公司跟美国十大市值公司对比，右边是A股市场截止到去年年底，按照市值做的排名榜单，前十大企业，9家是提供生产要素的，7家金融机构，2家能源企业。这样一种分布情况，其实跟我们整个在过去40年所遵循的发展模式、发展路径是完全匹配的，中国过去40年带来的后果，我们有大量的大企业崛起了。 但是这些企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大”，但是不一定“伟大”。 二、企业为何“大”，却不“伟大”？ 给大家汇报一个数字，我们在研究市场估值的时候特别喜欢讲一个财务指标叫“投资资本收益率叫ROIC”，这个指标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企业资本的使用效率。 在这个分析里，中国18年A股上市公司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是3%，意味着18年里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平均的1块钱带来的资本投资回报只有3分钱，这是不高的。 背后带来一个启示，在企业的规模到达一定程度之后，中国经济发展或者微观基础应该做出一个新的变化，应该朝更有质量、更有效率去做转型。这种情况下，可能投资资本收益率就彰显出来了。 有一点我们要思考，为什么中国的高速增长在过去40年没有催生出伟大的企业？ 原因非常多，我们在过去40年急于完成工业革命，这种情况下速度、规模可能是压倒性的。但现在我们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时代、新的时期，这个时候因为过去40年高速发展积累了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包括产能过剩，包括杠杆过高等等，我们在延续过去的发展路径，在依靠过去形成的企业微观基础，让中国经济的发展很难以维系。 三、中国经济未来场景的预测 关于中国经济未来场景的预测，基本上是基于推动增长在未来可能的分布情况来讨论的。经济学里常用的恒等式，增长率可以由投资率来拉动，也可以由投资资本收益率拉动。一个是横轴变量，另外一个是纵轴变量。这两个变量不同的取值，基本上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增长的速度。未来根据这两个变量，我们有这四种场景。 第一种场景，投资率很高，投资回报也很高，中国经济将会有一个高速高质增长。这是一种可能性。 第二种场景，我把它叫做现状，按照顺时针分析，相当于我们投资率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但同时我们的投资资本收益率没法提高。 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能通过一些比较积极的政策或者比较高的增长速度，让增长本身的质量是比较有限的。 第三种场景，两个推动力量的表现都很疲弱，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相当的几率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种场景，各种新常态。我们把投资率降下来，但是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发生很大的变化，出现大量对资本使用效率非常高的一些企业，通过经济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可能比较少的资本注入就能获得比较合理的经济成长，而且质量比较优秀，这叫新常态。 大家看这四种场景，其实我们在十九大报告里讲到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基本上已经把这个含义表达出来了，未来我们的经济着力点不应该是横轴的投资率了，而应该是变成纵轴的投资资本收益率，而投资资本收益率反映在具体的微观围度，就是有一大批有杰出的商业模式，能够创造出满足社会需求的、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产品的企业崛起，他们对资本有非常高的使用效率，这种前提下他们拉抬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投资资本收益率。 所以，大家看到最理想的场景是第四种场景，最可能实现的场景也是第四种场景，这是未来一段时间可能需要奋斗和努力的地方。 四、改变微观基础，重塑微观基础 我们怎么改变微观基础，怎么重塑这个微观基础？ 答案很简单，对中国企业而言是一个新的“长征”开始了。 假如我们第一次“长征”讲的是从没有到有，从小到大。第二次长征把它叫做“中国企业的2.0阶段”，已经是从大到伟大的变化。背后最大的一个推动力量是两点： 第一，我们需要更多地去倚重我们的创业创新精神； 第二，我们的企业家精神。 我们未来的推动力量其实非常非常强有力，背后带来的势能本身，如果借助在企业家精神和创业创新上，未来的十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微观基础重塑是完全可能的。 比如2030年，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做了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猜测，在保守背后所揭示的对经济的描述，对产业可能性的预期，都给我们足够的信心。 假如我们能够遵循市场需求的需要，中国经济、中国企业是有非常好的发展空间的。 第一个例子，对总量而言 十九大报告里虽然没有提GDP增长的速度这样一个指标，但是如果我们做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估测，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保持5.5%的增长速度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很简单的一个预测，2030年我们的实际GDP回到了157万亿人民币，去年是74.4万亿，157万亿人民币作为一个基础，背后所蕴藏的市场机会跟产业机会是非常具像的。 比如金融，现在整个金融资产的规模大概是GDP的3.7倍。假如到2030年金融资产的规模达到GDP的4倍，因为现在美国的水平是5倍多接近6倍。中国到2030年，12年后，我们的金融资产的规模达到GDP的4倍，就意味这中国到2030年整个金融体系所产生的金融资产的规模应该是600万亿。 600万亿是什么概念？ 去年建行的资产规模应该是20万亿，工行可能到23万亿，但我们讨论的是600万亿的概念，意味着在过去的12年，中国在这个领域有很大的发展机会。 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种全新的金融业态，不再是巨无霸主导的时代，可能有很多业态、很多种类的金融机构来共同分享这600万亿的大蛋糕，同时对中国的实体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第二个例子，比如新消费 大家思考这样一个场景，到2030年，整个中国90年以后出生的人口数量将达到4亿，几乎相当于整个欧盟的人口总数。12年之后我们有4个亿的人口，年龄在40岁以下，是消费的主力群体。而且这4亿人口里，还有2亿人是受过高等教育。 大家可以猜测一下，2亿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人口，4个亿的消费市场，再加上80后、70后、60后、50后、40后、30后，形成这样一个强大的消费市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本身，他们有什么样的方式来驱动产业调整、产业重塑，驱动中国经济在效益上的提升。 未来的一切将在12年后发生，对微观经济的重塑会带来多么深刻的影响？这一切也是大家可以思考的问题。而这种变化本身其实正在看到。 五、结 论 结论是什么呢？ 是到了我们重新塑造企业家精神的时候，是到了我们用创新创业的方式去重新思考、重新改造中国经济微观基础的时候了。 而这里面，中国经济本身它所提供的需求来驱动的，以需求作为发起端对产业链进行整合的势能、动量是足够强大的。 所以，对未来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如果我们秉承这样一种理念、信心，我想“思想改变中国”不会是简单的一个口号，它会变成中国发生的一个事实。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