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李万甫说错了，“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会导致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总税率”指标计算的企业税负虚高”：世界银行压根就没将流转税计入“总税率”中，同时人家的假设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流转税可以实现顺利转嫁这个前提，他的这个错出的不小。也就是说，如果世行把流转税未转嫁出去的部分计入公式中，中国的总税率还要高。
中国的宏观税负率从1995年的16.5%，到2015将近37%了，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税负变化情况如何？
李炜光：民营企业税负占比一直在上升，2015年达到51.43%。另外，国有企业的税负占比是往下降的。外贸企业稍微有一点下降。
今年上半年，您带课题组先后赴全国四个城市，对中国民营企业税负问题进行调查，这是基于怎样的背景？
李炜光：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8.3%，有媒体称，这个数字创2000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中民间投资增速仅为2.9%，比5年前同期的25.2%，堪称“断崖式下跌”。我想知道民营企业到底怎么了，目前国家财税政策是否适合企业生存和发展。
由于经费限制，我们去了四个城市，采集了一百多个样本。有人抨击我以偏概全，我没有概全的想法，但是我调研的数据有代表性。我们以座谈为主，和企业家面对面交流，调研进行了半年多的时间。
调研的结果是什么？
李炜光：企业负担的税费太高了，四个地区调研结果一样。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比例很高，达到87%，认为税负可以接受的仅占8%，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调研中发现，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约40%，大部分企业利润率都不到10%，很多企业不堪重负倒闭，我称之为企业“死亡税率”。这是我国经济持续低迷的一个真实原因。
死亡税率”的概念一出来，有人抨击这种说法以偏概全，误导公众，你怎么看？
李炜光：反攻来势汹汹。财税背后是政治，所以要是弄清这个问题，面临很大风险，我就是捅了马蜂窝。这个话题是我引起来的，我解释清楚，以后就撤了，什么也不说了。
企业实际税费负担率，国家从来没有公布过，你得出40%的结果论，是怎么算出来的？
李炜光：我们主要靠调研，官方数据作为辅助分析。从宏观数据分析，我国宏观税负率约37%，政府税收90%由企业承担，微观企业税负率就很接近这个数据。
另外，现在政府统计数据，用企业缴纳的税费除以企业营业收入，我认为这样不行，分母太大。分母应该用销售利润，即商业净利润，这样税负率就高了。
如果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指标来衡量我国企业所承担的税负，2013年—2016年，我国企业总税率分别为68.7%；68.5%；67.8%，68%，这个数据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增值税等都不合理
按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国企业总税率将近70%？
李炜光：对呀！这还只是中位数，实际上很多企业税收比这个还要征得多。这个问题必须要面对，其实我不想再说这个事了，很多人指责抨击我。
企业要生存，税负率控制在什么区间比较合适？
李炜光：这个不好说。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盈利能力不同，但不管如何，起码要保证企业能获得利润。企业获得利润才能去投资、去创新，才能更好地发展。我主张轻税。亚当斯密阐述过，市场经济认轻税，不认重税。重税肯定对企业造成很多困扰。
中国民营企业到底交多少种税？占比较高的是哪些？
李炜光：据不完全统计，涉及企业税费的超过10种。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占比较大。根据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法》，一般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应纳税所得额的25%，根据财政部规定，我国目前增值税最高税率为产品增值额（小规模纳税人除外）的17%，最低为3%。相比之下，日本的增值税率为5%、韩国与越南均为10%、新加坡为7%。
企业除了承担税负外，还要缴纳哪些费用导致其负担重？
李炜光：劳务税即五险一金，2016年中国总税率68%，其中48.8%是劳务税，而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6.3%，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在会计记账上，它是五险一金当作职工福利，但他其实是作为企业的一个税费。政府其实可以对企业进行一定补贴，降低企业的五险一金缴纳。
玻璃大王曹德旺曾说，中国税负高的原因主要在于征收了增值税，您的调研结果显示，很多企业都觉得企业所得税和房产相关的税是不合理的，您觉得主要是哪些税不合理？
李炜光：曹先生说得没错，我们说得也没错，在企业这两方面税负问题都存在。
“营改增”后企业税负不减反增
曹德旺觉得中国税负太高，计划在美国投资10亿建厂，中美税种设计和征收方式上有何不一样，导致中国税负高？
李炜光：美国以企业所得税为主，即有利润才征税，没利润就不征税。它调节的是分配销售这块，所以企业家可以放手去投资、去发展。
中国以增值税为主，增值税就是在企业生产环节增加税收，不管企业是否盈利都需缴税。除了缴纳所得税、增值税等，还要缴约13%的附加税费，包括7%的城市维护建设费、5%的教育附加费和1%的防洪费等。
您在调研中，有遇到企业因税负比较重，偷税漏税的问题？
李炜光：我没这方面信息。现在国家监管的很严，企业家逃税的可能性很小，但可以避税。
国务院也相继出台政策减轻企业负担，财政部公布数据称去年营改增减5000个亿，在实际调研中，企业税负减轻了吗？有专家甚至直指：“财政部去年营改增减5000个亿是假减。”
李炜光：外界有人认为“假减”这句话是我说的，其实与我无关，是另一位学者的话，但是我在调研中发现，确实有不少企业税负加重了。税负减轻企业，比例很少。
增值税的缴纳税费应该是由企业的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所得，但是现在很多情况下，企业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进项税额不足额，无法转嫁出去，就变成了企业实际负担。我国近三分之一税收无法抵扣。比如你购置产品，购置库存，要取得增值税发票，两个额相抵才能减税，购买时没有增值税专用发票，无法抵扣，实际税负就增加了。
之前您说，现在中国就20多年的新经济体，本来不应该这么快进入衰退期，换言之，假如改革开放以来，不对企业苛这么重的税，是不是现在经济会稍微好一点？
李炜光：是啊！肯定是这样。不过，很多中共决议很好，但是由于体制问题，在具体落实过程中不到位，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刚才也说，以后我不说了。
重税制度继续下去，对中国的经济会造成什么重创？
李炜光：政府、企业、消费者都会受创。比如有些交易本可以进行，惠及多方，但是征税过重，交易难达成。企业没挣钱，消费者没享受到商品价值，政府也没获得好处，最后三方都得不到好处。
美国减税 中国企业也很难出去
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提出将企业所得税从35%降到15%，将来中国企业会不会都去美国开厂子了？
李炜光：这个恐怕难度很大，企业要出去，得把资金换成外汇。我国对外汇有管制，很难把资金转移过去。中国企业在国内发展还行，像打篮球，在各省之间打还是挺热闹，但是能打世界强队吗？恐怕不行。
特朗普的减税政策，肯定会对惠及美国，里根政府减税曾引领上世纪80年代全球性的减税运动。这项政策实施后，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新技术与信息革命。但是，过分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把企业都关在国内未必是好事。
有消息说英国女首相也打算仿效美国，继11月宣布减税到17%后，把所得税减至15%，全球减税浪潮要开始了？
李炜光：全球很多国家的政府肯定会减税，不减税的话，对它的竞争是不利的，产品价格越来越高，引起国内市场很大反映，肯定物价要发生变化。
会不会倒逼中国大规模地减税？
李炜光：那就不知道，什么事情到了中国，就不好说了，我不做任何评价。
中国只有3种税通过立法
你之前的专访中提到，中国18种税中，只有3种税是人大立法通过的，是这样吗？
李炜光：是的，除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其他税种都不是正式立法的。84、85年的时候，人大在税法上对国务院进行了两次授权，授予国务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税收政策进行调整，属于那种“无特定目标、无特定范围、无特定期限”的授权，但是那个授权基本上是一种形式，并不是把实际的权力授予国务院，实际权力本来就在国务院。目前主要的税种增值税还是以国务院暂行条例的形式存在的。
那是不是说明大部分的税都是政府单方面定下来的？宪法第56条只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纳税的义务，并未设计与纳税义务相对应的纳税人权利问题，您觉得应该如何保护纳税者权利？
李炜光：国家宪法对于税收的立法权语焉不详，税收立法权到底归属于谁，是国务院还是人大，这些问题还不明确。
宪法应该在税收立法权、预算编制、审议、批准、监督、评估的一整套程序，还有财政体制，都要有所规定。这些问题倒不见得说得很细很具体，因为还有预算法、税收基本法，但是宪法在这些问题上应当给一个说法。
现在我国企业税负改革最大阻力是什么？还要进行哪方面的改革？
李炜光：我们国家目前的改革的阻力其实不是来自于民间。当年小岗村的农民写血书按手印，推动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那个时候政府很快发现了这个经验并推广之，党和国家的政府机构，大家都是追着改革往前走，现在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
改革实践已经迫切需要，社会共识已经形成。中国经过三十年改革，应该转向一个民主、法治、立宪的体制，这个大方向不能变。
文章来源：时局文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