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长的优势，就是能在一生中亲见改变的发生。我所见到的很多改变实为分化。比起从前，美国政治更加两极化了。我们在文化上的共同点也更少了。创意阶层聚拢到几个都市里开心快活，把国家的其他部分抛诸脑后。不断增长的经济不平等，也意味着贫富鸿沟的扩大。我想提出个假说：所有这些趋势实为同个现象的不同例证。进而言之，其原因也未可归咎于某些把我们彼此拉开的力量，而是那些曾经把我们推压在一起的力量的消蚀。
糟糕的是，对于那些忧心这些趋势的人们来说，那些把我们挤压在一起的力量，其实是个特异现象，是由于某些不可重复（而且我们事实上也不想重复）的环境力量一次性地组合而成的。
这两股力量，也就是战争（特别是二战），以及大公司的崛起。
1
二战的影响包含经济和社会两方面。
经济上而言，收入差异减少了。如同所有的现代化武装力量，美国军队在经济意义上是社会主义者。从按能力取酬，转到按需要取酬。程度或多或少。军队里的高阶成员所得较多（就好像社会主义社会里的高阶成员一样），但他们的所得是由他们的所处级别锁定的。而且这种压平效应并非仅限于军队内部，因为整个美国经济也被限制住了。1942-1945年间，所有人的工资都是被国家战争劳工委员会规定的。和军事部门一样，他们以扁平化作为默认状态。这种工资标准化如此普遍，其影响在战后多年依然可见。[1]
企业主也不应当多赚钱。富兰克林罗斯福说，绝不容许存在“任何一个战争百万富翁”。确保之道是，任何比战前水平高的利润都将被税以85%。而缴纳公司税后剩下的个人收入，还会再被课以93%的边际税率[2]。
战争也同样倾向于减少社会差异。超过1600万来自不同背景的男女都被聚拢在一起，过着字面意义上的同一生活。出生于20年代早期的男子的服役率接近80%.经常处于压力下，为了共同目标而工作，这种情况把他们更密切地结合在了一起。
严格来说，对美国而言二战只持续了不到4年，它但它的印象深远。战争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二战尤其如此。和其他盟国一样，美国联邦政府颇为不愿放弃它已得的权力。某种意义上这场战争并未终结于1945年；敌手不过是转换为苏联而已。从税率、联邦权力、防务支出、义务兵役制，以及民族主义这些方面来考虑，二战后的那几十年，较之战前的和平时光，反而更像是战时[3]。社会效应也同样延续中。那个被从骡队征发到军队里的西弗吉尼亚少年，并不是直接就回了农场。其他东西，和军队非常类似的东西，正在前面等着他。
2
若说二十世纪最大的政治故事是总体战，那么最大的经济故事就是新型公司的崛起。这也将制造出社会和经济的内聚力[4]。
二十世纪是大型的全国性公司的世纪。通用电气公司、通用食品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如此等等。金融、通讯、运输和制造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公司，这种公司的最高目标就是规模。这个世界的1.0版本是低解析度的：一个得宝世界（乐高积木的大颗粒系列），在那里几个巨型公司统治了各个大型市场。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个整合的年代，这股趋势主要是由J.P.摩根来主导的。 几千个原本由创始人运作的公司，被合并成由职业经理运营的百来个巨型公司。规模经济统治了那个时代。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那可能就是事物的最终状态了。在1880年，洛克菲勒说：
他的话最后被证明并不确然。但是在接下来的那100年里，却似乎是正确的。
从19世纪末开始的合并之风持续到了几乎整个二十世纪。到了二战末期，如同迈克尔林德（美国作家）所写：
对消费者来说，这个新世界意味着到处都只提供类似的选择，只是每种类别有几个可选而已。我孩提时，大多数商品都只有2-3个选择，而且因为这些商品都是针对着市场的中端，所以相互之间其实也没多少差别。
这种现象的最重要例子之一是电视节目。当时有三种选择：NBC,CBS,ABC，再加上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者偏爱的公共电视台。这三大电视网络所提供的节目几乎无法分别。事实上，有那么个针对中心点的三重压力。如果一个节目尝试了大胆的题材，来自保守市场的分公司就会要求停播。而且由于电视的昂贵，全家人总要聚在一起观看，这样节目就需要适合家里的所有人。
每个人不仅只能得到同样的东西，他们也只能在同个时间得到。现在可能很难想象，每个晚上有上千万家庭围坐在各自家的电视前，同时看着和他们邻居同样的节目。现在超级碗那样的全民观看的现象，当时每天都在发生。我们简直就是被电视节目同步更新中[6]。
某种意义上，世纪中叶的电视文化也有它好处。它体现的世界观，就是你能在童书里找到的世界观，而且可能确实起到了（父母亲希望）童书对孩子起到的那种改善表现的作用。但是，和童书一样，电视节目具有误导性。对于成人来说，那就是危险的误导。罗伯特·麦克尼尔（美国小说家兼电视主播）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当他看到传送自自越南的恐怖画面时，他心想：
我知道这种通用文化有多无孔不入，因为那时我竭力想摆脱，却几乎找不到其他选择。当我13岁时，我意识到（更多的是从内心证据，而不是外部来源），电视一直灌输给我们的东西纯属胡扯，我再也不看电视了[7]。但不仅是电视。围绕着我的一切好像都是胡扯。政客们总是说着同样的套话，不同的品牌在几乎一样的商品上烙上各自不同的商标，以为这就可以表现它们多有档次，十九世纪风格的郊区房子加上“殖民地时代”的赝皮，汽车的四周加上好几英尺无用的金属装饰，几年后就会掉落，还有那种“红蛇果”苹果，虽说确实是红色的，但只是名义上的苹果（译者注：一些苹果爱好者往往批评蛇果过甜，且不如其它种类苹果所带有的其它滋味）。回想起来，这些东西都是胡扯。
但是当我四处寻找替代品来填补空虚，我一无所获。那时没有互联网。只能在本地购物中心里的连锁店里到处搜寻。[9]我在那儿找到了一本《大西洋月刊》（译者注：1857年创立的月刊，坚持无党派、无偏见原则，对于任何事物采取一种超然、充满智力性、幽默的、有艺术感的态度。）。我倒希望我能说那本杂志成为通向更大世界的大门，但实情是那时我觉得它既无聊又费解。就像个首次品尝威士忌并假装喜欢的男孩，我仔细收藏起那本杂志，好像对一本书一样。我肯定这杂志还放在家里某处。虽然这本杂志可以证明，在某处确实有那么一个不是“红蛇果”的世界，我在上大学之前并未找到。
人们不仅是作为消费者被大公司们塑造得千人一面，作为雇员也是如此。公司内部有一股巨力把人们推挤向一个言谈举止的统一模型。IBM以此臭名昭著，但也不过是比其他公司稍微极端些而已。而且这种言行模版在不同公司间变化不大。这意味着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被预期多少彼此类似。不仅是那些已经在公司世界里的人们，还包括那些渴望进入那个世界的人们---在二十世纪中叶，这就意味着包括了这个世界外面的大多数人。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候，工人阶层竭力想要被看起来像中产阶级。看看旧照片就可以了解，在1950年，没几个成年人想要看上去具有威胁性。
3
但是国家级的公司的兴起，不仅仅是把我们从文化上，也从经济上挤压在一起，而且是从两端挤压。
随同国家级的巨型公司而来的，是国家级的巨型工会。在二十世纪中叶公司和工会达成了协议，将会为劳工付出高于市场行情的报酬。部分原因是工会本身就是垄断者。部分是因为，作为寡头的一部分，这些公司知道他们可以安全地把这些增加的费用转嫁给消费者，反正他们的竞争者也得这么做。还有部分是因为，在世纪中叶，大多数巨型公司还竭力寻找新的途径来喂养这个规模经济。就好像比起为此自己的服务器，创业公司愿意付给AWS(亚马逊提供的云计算平台服务）更高的费用，以便专注于增长一样，那些大型的国家级公司也愿意为劳工支付溢价（以专注于规模的增长）。[11]
在把底层的收入水平向上提升的同时（通过为工会成员提高工资），二十世纪的大公司也通过少付给经理层报酬来从顶端压低收入水平。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1967年写道，
“很少公司的管理层的收入水平是最大化的。”[12]
某种程度上这只是个幻像。管理层的大多数实际收入从来就不会体现在他们的所得税申报单上，因为都采取了额外津贴的形式的。所得税率越高，为雇员在税外支付更多的压力就越大。（英国的税率比美国更高，所以有些公司甚至会为员工子女的私校学费买单）。二十世纪中叶的大公司为他们的员工提供的最宝贵的东西，是工作的稳定，这可不会体现在税收申报单或是收入统计中。这类组织的雇用实质，就倾向于产生了关于经济不平等的错误的较低数值。不过，即使是把这点纳入考虑，大公司付给高级经理的报酬还是低于市场。根本就没有市场。社会预期是你将为同个公司工作几十年，假如不是整个职业生涯的话。[13]
工作是如此缺乏流动性，所以也没什么机会获得市场价格。不过，这种流动性的缺乏，却也鼓励你不去寻求市场价格。既然公司已经答应雇用你直到退休，并且会给你退休津贴，你就不会想着今年就从公司那里获得尽量多的报酬。特别是你将会和同一群人共事多年，假如你想从公司里挤出尽量多的报酬，那你就是在压榨这个照看这些同事的组织。此外，假如你不能一切以公司利益为重，你就无法获得提升，而既然你不能转换爬升阶梯，这个公司里的升职就是你唯一的上升路径。[14]
对于在军队里度过几年成长阶段的人来说，这种情况并不像我们今天感觉的那么奇特。从他们的视角来说，大公司的管理层就等于高级军官，他们比士兵的报酬要高得多。他们用公款支付账户在高级餐馆吃午餐，并坐着公司的湾流式飞机到处飞行。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从来就不会想到，自己是否获得了市场水平的报酬。
4
获得市场价格的终极方法，就是创建自己的公司，为自己工作。这一点对于现在的任何有抱负的人都是显而易见的。但在二十世纪中叶，这可是个奇特的概念。不是因为创办自己的公司的想法野心过大，而是因为那样显得太没抱负了。迟至我成长的七十年代，雄心壮志应当是在权威机构完成教育，然后加入其他的权威机构，并在科层体制中步步爬升。你的声望，就是你所属的机构的声望。当然还是有人开创自己的生意，但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士几乎不会去做，因为在那时几乎没有我们今天所谓的创业公司的概念：一项从小开始但是急速增长的生意。在二十世纪中叶这样是极其困难的。开创某人自己的生意，意味着从小开始，然后一直保持小规模。在那个大公司的年岁里，这通常意味着不停地左右腾挪，免得被大象们践踏到。相形之下，成为驾驭着大象的经理阶层就显得更具声望了。
直到七十年代，没有人会去琢磨到底这些大型公司最初来自哪里。它们仿佛自古就存在，好像化学元素一样。而事实上，在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和大公司的起源之间，确有一堵双层墙将之隔开。很多大公司是多次合并的产物，没有明确的创立者。假如找得到创立者的话，他们也与我们极不相同。这些人几乎都没受过教育（我是指没有上过大学）。他们就是莎士比亚所谓的“粗野的技工”。大学只是把人训练成职业阶层的一员。大学毕业生不会去做那些安德鲁卡内基或亨利福特一开始会去做的粗活。[15]
此外，二十世纪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从1900年的占人口2%直到2000年的25%。在这个世纪的中期我们的两股巨大的力量以退役军人法案的形式交集起来，该法案把两百二十万二战老兵送进了大学。很少人以这种思路来考虑，但是，把进大学作为有雄心的少年必经的规范路径，其结果是造成了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人们普遍乐意为亨利福特工作，而不是成为亨利福特。[16]
5
我对这个世界记忆犹新。我来自这个世界即将分崩离析之际。童年时这个世界仿佛还是屹立不倒。不过不像以前那么坚挺了。从旧的电视节目和年鉴里，从成年人的行为方式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五十和六十年代的人们更为循规蹈矩。世纪中叶的模版开始陈旧。但我们在那时还不觉得。我们最多可以说，1975年的人们比1965年稍微大胆一些。实情是，情况那时尚未大变。
然而变化来得很快。当这个“得宝经济体”开始瓦解时，这个瓦解在几个不同方面同时发生。
垂直整合的公司直接就开始瓦解，因为那样更有效益。时任企业领袖面临着新的竞争者，因为(a)市场全球化(b)技术变革开始击败规模经济，使得规模从财富变成了一种负担。随着通向消费者的渠道日渐加宽，小型公司越来越适合生存。市场本身也开始加速变化，全新的产品类别也涌现了。最后，还有个并非最不足道的原因，就是联邦政府。他们之前对J.p.摩根的世界加以赞许，以为这就是事物的自然形式，现在却也意识到,这毕竟不是定论。
J.P.摩根对于构建水平面的产业中轴所起的作用，也就是亨利福特对于构建垂直方向的产业轴心所起的作用。福特想要什么都自己做。他在1917年和1928年于罗斯河建立的巨型工厂，一侧吸入铁矿石，一侧吐出汽车。十万工人在此劳作。那时这就是未来。但这并不是如今的汽车公司的运作方法。现在大量的设计和制造过程是在一条绵长的供应链中进行的，汽车公司只是最终组装并销售出去。汽车公司如此运作，是因为这样效率较高。供应链中的每个公司都专注于它们的强项。而且他们也必须做到最好，不然就会轻易地被其他供应商所取代。
那为什么亨利福特没有意识到，合作公司的网络会比一个单独的巨型公司运作得更好？原因之一是供应商网络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演化。在1917年，对亨利福特来说，什么都自己做是他能达到目标规模的唯一途径。第二个原因是，如果你想用一个合作公司的网络来解决特定问题，你就得协调他们的努力，而靠计算机你会做到更好。**计算机大大减少了事务成本**（经济学家科斯所谓的公司存在的理由）。这是个根本性的变革。
在二十世纪早期，大公司就是效率的同义词。在二十世纪晚期，它们则与低效同义。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公司自己失去了活力。但也是因为我们的标准提高了。
6
不仅在现存的产业内部发生变革。产业本身也在变化中。有很多新东西被制造出来，而有时那些现有的公司并不是制造效率最高的那拨。
微型计算机产业就是个经典案例。这个市场由类似苹果公司这样的新秀领先。当这个市场变得足够大时，IBM认为这值得加以关注。当时IBM完全统治了计算机产业。既然这个市场已经成熟，他们认为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伸手采摘而已。当时大多数人都会赞同这一点。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表明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多么复杂。IBM确实发布了一款微型计算机，而且也极为成功，但那并没有压垮苹果公司。更重要的是，IBM自己最终被来自另一侧的一个供应商所排挤掉--来自软件业，根本看起来就不是同一个产业。IBM的大错铸成，就是接受了关于DOS软件的非排他性授权合同。那时这似乎是安全的一着。既然从来就没有其他计算机制造商能比IBM卖得好，那如果其他供应商也能提供DOS，那能有什么差别呢？这个误算的后果就是廉价的模仿PC的爆炸性增长。微软现在握有了PC的行业标准，以及顾客。微型计算机行业最终变成了苹果和微软的对峙。
大体而言，苹果撞倒了IBM，随后微软偷走了它的钱包。这类事件不会发生在世纪中叶的大公司身上。但这将会在未来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7
在计算机产业，变革多半是自己产生的。而在其他产业，法律障碍首先必须被去除。很多世纪中叶的寡头都被联邦政府以政策（在战时则是大订单）加以护持来排除竞争者。对于那时的联邦政府官员来说，这并不会像我们今天感到的那么暧昧。他们觉得，既然两党制可以保证政治上的足够竞争，生意场应当也适用。
政府逐渐意识到反竞争政策弊大于利，所以在卡特时期开始着手撤销。不过用于这个过程的词汇太狭义了，有些误导性：管制放松。实际发生的是垄断解除。这在一个产业接着一个产业地发生。对于消费者最显而易见的两个产业就是民航业和长途电话服务，它们在管制放松后，价格都急剧下跌。
管制放松也有助于八十年代的恶意收购之风。旧时假如没有最终破产的话，对于公司低效程度的唯一限制，就是他们的竞争者的低效程度。现在公司不得不面对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标准了。任何没有从其资产中产生足够回报的上市公司，都面临着管理层被更有能力者取代的风险。新的管理层要产生更多资产回报，一般是通过把公司分解成不同的部分，这些独立部分价值更高一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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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的版本1.0包括了一些大的得宝积木块，之间的关系靠一些经理人员、政客、立法者和劳工领袖在暗室中商议协调。版本2就是高解析度的了：更多公司，不同大小，产出更多不同制品，关系变幻不定。这个世界里还是有很多密室谈判，但更多的是留给市场力量来调节。这又更进一步加快了分化的节奏。
当我们在谈论一个渐进的过程时，使用版本这样的概念，是有点误导性，但并不像表面看上去误导程度那么深。在那几十年里发生了无数变化，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质的变化了。1958年时，标准普尔500强中的公司平均存在这个指数里的时间是61年。而到了2012年，这个时间是18年。[18]
“得宝经济体”的瓦解，和计算机力量的扩展相伴而来。计算机在多大程度上是个前提条件？需要整整一本书来回答这个问题。很明显计算能力的扩展是创业公司兴起的前提条件。而且我猜想，这也适用于金融领域的大多数变化。但这是否是全球化或者杠杆交易风潮的前提条件？我不知道，但是很有可能。分化过程被计算机所驱动，就好像工业革命被蒸汽机所驱动一样。无论计算机是否算是前提条件，无疑它起到了加速作用。
9
公司新的流动性，改变了人们与其雇主的关系。为什么还要去爬公司的阶梯，既然它有可能从你的脚下被突然拉走？雄心勃勃的人们开始考虑不是攀爬同一个楼梯，而是从事在不同公司里的一系列工作。公司之间的流动（或潜在的流动可能）带来了薪水上的竞争。而且，公司规模变小后，就更容易衡量每个员工对公司收益的具体贡献了。这两个变化都驱动了工资水平朝市场价格而去。既然人们的生产力水平高低差异很大，支付市场价格就意味着工资水平的极大分化。
所以并非偶然，正是在80年代初期，“雅痞”这个词被生造了出来。这个词现在不太常用了，因为它表达的现象现在已经是司空见惯了，而当时却是某个新事物的代名词。“雅痞”就是挣了很多钱的年轻专业人员。对于今天二十来岁的人来说，这个现象根本不值得特别命名。为什么年轻的专业人员不该挣大钱呢？但直到80年代，身为一名专业人员，就默认了在职业生涯的早年收入较低。年轻的专业人员努力履行义务，在阶梯上步步爬升。报酬将来自会到来。雅痞的新奇之处，在于他们想要为正在做的工作取得市场价格。
最初的雅痞并不为创业公司工作。这还是未来的事情。他们也不为大公司工作。他们是在类似法律、金融和咨询这类行业工作的专业人员。但是他们的例子很快激励了同侪。一旦他们看见新的宝马325I，他们也想要。
在职业生涯的早期薪水较低并非不可接受，假如其他人也是如此的话。但是只要某些雇主打破了这个阶层规矩，其他公司也得跟进，不然就雇用不到好员工。这个进程一旦开始，就会蔓延到整个经济体，因为在其事业早期，人们不但很容易在雇主间转换，也很容易在行业间转换。
然而并非所有的年轻专业人员都能从中受益。你得做出值得高薪的高成果。难怪首批雅痞所来自的领域，也恰好是最容易衡量个人成果的领域。
更整体的趋势是，有个听起来很老土的概念又回来了，因为已经好久都罕人提及了：发财。过去有很多途径可以做到这一点。有些通过创造财富来发财，有些通过零和博弈来发财。 但是只要发财这事情成为可能，那些有抱负的人们就得做出决定，这是不是他们想要的。在1990年，如果一位物理学家选择物理学而不是进入华尔街，他就是在做出个人牺牲，而1960年并非如此。
这个概念甚至蔓延回了大公司。大公司的CEO们现在获得了以前更高的薪酬， 我觉得其理由多半是为了保持声望。60年代时企业CEO的声望极高。 他们是那时唯一的经济游戏的赢家。但是如果他们赚的还是和过去那么少（以美元的面值来衡量），比起职业运动员和那些在创业公司和对冲基金里大笔赚钱的青年才俊来说，他们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他们可不喜欢这点，所以现在就竭力赚取高薪，比过去的水准高得多。[19]
此时在这个规模经济的另一侧，类似的瓦解也在发生。大公司的的寡头垄断渐渐弱化，他们也渐渐无法把费用转嫁给消费者，因此也更不愿意为劳工多付薪水了。随着这个得宝世界里的大颗粒瓦解成很多或大或小的公司--有些已经是跨国化了----工会也更难实现它们的垄断。结果就是工人工资也逐渐趋向市场水平，这就意味着降低薪水（这是难免的，假如以前工会确实有起到作用的话）。火上浇油的是，自动化也削减了对某些工作岗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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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世纪中叶的模型导致了社会和经济的聚合，这个模型的破裂也导致了社会和经济的破碎化。人们打扮举止各不相同。那些后来所谓的“创意阶层”开始四处流动。对宗教不太上心的人们去教堂露个面的压力减轻了，而那些热爱宗教的人们则选择了更多彩的祈祷形式。有些从肉糕转向豆腐，有些则转向黑胡椒薰牛肉。有些从福特轿车转为驾驶小型进口车，而其他人则选择了SUV。那些想要去私校的年轻人开始打扮得像个预科生，而那些想要显得反叛得小伙子则有意识地让自己看起来邋里邋遢。人们以上百种方式各自分化开去。
大约四十年之后，这个分化趋势仍在延续。是好是坏？不知道，这可能是个无解的问题。不过肯定不全坏吧。我们把那些喜欢的分化形式视为理所当然，而对那些我们不喜欢的则忧心忡忡。但是我赶上了那个世纪中叶的因循时代的末班车，所以可以告诉你，那个时代可不是个乌托邦。[21]
我此文目的非为说明这个分化到底是好是坏，而只是为了解释它的缘由。既然来自总体战和二十世纪式垄断的那种向心力业已消失，下一步会如何？更确切地说，我们所见的某些分化趋势是否可能逆转？
倘若如此，那也将是会零碎发生的。你无法用原来的法子重新制造初世纪中叶的那种聚合。为了提高国家凝聚力而投入战争，肯定是发疯。而一旦你理解到，二十世纪的经济史是个低解析度的版本1.0，很明显你也无法把它重新召回。
二十世纪的凝聚某种程度上是自然发生的。那场战争是外部力量引起的，而这个得宝世界也只是个演化阶段。如果你现在想要社会凝聚，那你得刻意再把它引导出来。如何着手倒也颇为模糊。我猜我们能做的，最多也就是列举出分化的症状。但那当然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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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最忧虑的分化形式,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如果你想要将之消除，你就是在和一个可怕的趋势正面顶上——一个自石器时代就在运行的元素：技术。技术是杠杆。它增强工作的效能。而且这个杠杆不仅本身越变越长，其加长的速度也越在加快。
这反过来就意味着，人们创造出来的财富数量之间的差异，不仅在变大，而且在加速变大。二十世纪中叶时流行一时的异常状况，掩盖了这个潜行的趋势。当时具有抱负的人们无从选择，只能加入大机构，与无数人共同并肩前进——对军队而言这是直观事实，于大公司来说这也是修辞意义上的事实。即使大公司愿意给它们的员工按价值来等比付酬，它们也无法可施。不过这样的限制业已随风而去。自70年代开始，这些限制开始被侵蚀，而我们也重新看到了潜行趋势的再次涌动。[22]
当然，并非每个现在致富的人都是通过创造财富而得到的，但确实其数不少，而且帕尔默效应意味着他们的同侪也会被拉曳前行。[23]只要能通过创造财富来发家，经济不平等的增加就成为了默认趋势，即使你消除了其他发财的途径。你可以通过贴补底层和加税顶层来减缓这种情况，但是除非税收能高到阻止人们创造财富，与你对峙的的是生产力的差异的不断增长，故而这场战争必输无疑。[24]
这种形式的分化将和其他形式一样，会一直存在，抑或是再次回归。世上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但是这个分化的趋势将会比其他东西更久远一些，因为它不可归结于某个特定的原因。仅仅是一个回归平均值的情况而已。当洛克菲勒说到个人主义一去不复返时，这话有那么整整一百年是正确的。不过个人主义又回来了，而且看样子这回会呆得更久。
我当心的是，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会撞见麻烦。如果我们以为，二十世纪的凝聚之所以消失，可以归咎于某些政策的微调，那么我们就会被诱导到一种思路，也许可以通过一些反向调整来来重新获得（顺便减掉一些不好的部分）。于是乎，我们就会浪费时间来试图消除分化，而实际上，我们还是好好想想，如何减轻它的后果。
注释：
[1] Lester Thurow（美国经济学家）在1975年写道，二战末期流行的工资差别变得如此普遍，“即使在战争期间的平等主义压力消失后，还是被认为是‘正确的’。本质上，同样的工资差别一直保留到了三十年后的今天。”但Goldin和 Margo认为，战后的市场压力也帮助保持了战争期间对工资水平的压抑--特别是对非熟练工人需求的增长，和受教育程度高者的过度供应。 （诡异的是，美国雇主为员工支付健康保险的习惯，竟然其实起源于公司为了吸引工人而规避全国战争劳工委员会的工资管制）。
[2] 和往常一样，税率并没说出整个故事。当时存在着大量减免，特别是对于个人的减免。二战时由于税法太新，所以联邦政府对避税行为手足无措。假如富人缴纳了更高的税收，那往往是因为他们自愿，而不是因为被迫。
战后联邦税收所占比例和现在差不多。事实上，在整个战争期间，税收占了GDP的接近18%，虽然那时率变化极大。最低点是1950年，那时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则达到最高的14.1%。回看数据，很难避免这样的结论，税率其实对于人们的实际缴税额影响甚微。
[3]虽然在战争之前的十年，为了应对大萧条，我们就拥有了空前强大的联邦权力。这倒不全是个巧合，因为大萧条本身就是二战的起因之一。在很多方面罗斯福新政就是联邦政府将在战时采取的措施的彩排。虽说战时版本会更加严格和普遍得多。就像英国历史学家Anthony Badger所说：“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他们所经历的大变化，不是随着新政，而是随着二战而来。”
[4] 我对世界大战的起源知道得不够多，不好断言，不过也许也和大公司的崛起有些关系。倘若如此，二十世纪的内聚现象就有了唯一的原因。
[5] 更准确地来说，这是个双峰形态分布的经济体，用加尔布雷思德话来说，”这个世界的一边是技术上活跃、高度资本集中、严密组织的大公司，另一边是成百上千小型传统的小业主。“金钱、声望和权力都集中在前者，而两者之间几乎是零交集的。
[6] 我不知道，家庭共餐情形的减少，有多少应当归结为他们餐后一起看电视的行为的减少。
[7] 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情况是何时发生的，因为那正好是达拉斯队夺冠的赛季。每个人都在谈论达拉斯发生的事情，只有我对他人所谈一无所知。
[8] 直到我开始为这篇文章做调查，我才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我成长期间见到的这种产品上的华而不实，其实是寡头垄断的副产品。如果公司间无法在价格上竞争，他们就在车尾鳍这类地方竞争。
[9] 门罗维尔购物中心在1969年完工时，全国规模首屈一指。70年代末的著名僵尸片《活死人黎明》就在那里拍摄。显然这个购物中心不仅是这部电影的拍摄地，也是它的灵感来源。在这个巨大地购物中心里涌动的逛街人群给了导演乔治罗梅罗关于僵尸的启发。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那里地芭斯罗缤冰品店里舀冰淇淋。
[10] 根据1914年地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工会免于受反垄断法律的管制，因为据说一个人的工作“并非商品”。既然如此，我倒想问问服务公司是否也是免受管制的？
[11] 工会和存在工会的公司之间的关系是共生性的，因为工会会施展政治压力来保护它们的主人。根据迈克尔林德的说法当政客们攻击A&P超市网络，由于他们排挤了本地的杂货店是，“A&P在1938年同意其雇员成立工会，这样就获得了这个工人组织作为其选区，借此成功地保护了自己”我也亲眼见过这种现象：比起旅馆公司来，旅馆工会对与施加给AIRBNB的政治压力负有更大责任。
[12] 为何企业经理人不为自己，而为其他人（股东）努力工作赚钱？很明显，加尔布雷斯对此深感困惑。他用了《新工业国》的大量篇幅，竭力解释这个问题。他的理论是，作为一种动机，专业精神已经取代了金钱。现代公司经理人就像（好的）科学家一样，比起财务回报来，更多地被把工作做好的愿望所驱动，他们可以由此得到同侪的敬意。道理是有一些，不过我还是觉得，公司间人员流动的缺乏，再加上自利，就已经可以解释我们所见的现象。
[13] 加尔布雷思指出，有个1952年的研究，涉及到300个大公司的800名最高阶经理，结果发现，他们中的3/4已经在这个公司呆了20年以上。
[14] 在二十世纪的前1/3期间，经理人员的薪酬较低，可能是因为这些公司都依赖于银行，所以如果经理层拿到手的太多，银行不会同意。这在在一开始简直是一定的，最早一批大公司的CEO 都是JP摩根的手下。到二十年代，公司还无法保留盈利来为自己提供财务支持，他们必须把盈余作为股息发出去，所以只得依赖银行来提供扩展的资本。直到1933年的格拉斯-史蒂格法（一项金融机构管制法，主要规定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与保险公司不得跨足彼此间的业务，也不得互相持股）后，银行才不再留在公司的董事会里。
直到世纪中叶，大公司已经用自己的收入来支持3/4的增长。但早年对银行的依赖，加上二战时期的财务管制，必然深深影响了关于经理层薪酬水平的社会常规观念。所以有可能，公司间的缺乏流动，既是低工资水平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顺便提下，二十年代改用保留的盈利来支持公司增长的转向，也是1929年大崩溃的原因之一。现在银行不得不找其他顾客来放贷，所以他们就更多地放出以股票作担保的借贷。
[15] 即使是现在也叫他们做这些也很难。我发现最难灌输给那些潜在的创业者的想法,就是在公司的早期阶段，自己动手做粗活是何等重要。做这些琐事，和亨利福特的草创事业相比，就好像高纤维食谱之于传统的农民食谱一样：当时的他们无从选择，只能做正确的事，而现在的我们则必须做出有意识的努力（才能做正确的事情）。
[16] 创业者在我童年时的媒体里并没有得到赞美。“我们的创始人”指的是照片里面那个去世多年的严肃男人，八字胡翘起，衣领浆得硬硬的。我童年时的未来榜样是一位高级经理。不是那个时代的人很难领会这个词汇所代表的威望。所有事物的最理想版本，就是所谓的“经理人”模式。
[17] 八十年代的恶意收购的浪潮为一系列条件的组合所驱动：从最高法院1982年关于埃德加VS密特公司的判决开始的破除反收购法开始的一系列法庭判例；里根政府对于收购的相对同情；1982年的储蓄机构法案，允许银行以及非银行储蓄信贷机构购买公司股票；一条颁于1982年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415条款），加快了把公司股票上市的速度；迈克尔米尔肯所创造出的垃圾证券生意；之前时期的一股建立集团公司的风潮，导致很多本不会被合并的企业被合并了；足足十年的通货膨胀，许多上市公司以低于资产价值的价格而被交易；还有并非最不重要的，经理层的日渐自鸣得意。
[18] Foster, Richard. "Creative Destruction Whips through Corporate America." Innosight, February 2012.
[19] 大公司的CEO有可能薪酬过高。我对大公司不太了解，所以说不好。但是对于一家公司的收入，很可能一位CEO能够比普通雇员起到200倍以上的影响。所以董事会给予他公司价值的95%也是划算的。乔布斯在1997年7月回归时，苹果的市值是17.3亿美元。而苹果的当前市值（2016年一月）的5%也已经差不多300亿美元了。如果乔布斯没回来的话，情况肯定不会这样；苹果公司可能干脆就已经消失了。仅仅把乔布斯加入例证，就足以回答上市公司的CEO们在总体上是否薪酬过高。而且这并不是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肤浅的诡辩把戏，因为你所得的份额越多，你就越会投注心力。
[20] 六十年代后期以社会动荡闻名。但那与其说是分裂，不如说是反叛（这种情况在任何时期都可能发生，如果人们受到足够刺激的话）。而当你发现人们被分成左右两翼时，你才算是见到了分裂。
[21] 从全球的视角来说趋势恰好相反。美国分裂化，而全世界总体上倒是整合起来，而且多半是从好的方面。
[22] 在二十世纪中叶，有不少法子可以发财。主要的方法就是挖掘油井，因为这是大公司不可能凭借规模效应而垄断的。一个人如何在税负如此之高的时代积攒大量财富？国会中的两位巨头，林顿?约翰逊和山姆?雷博恩（这两个南部民主党人在民权时代之前统治了国会）负责掩护巨大的逃税漏洞。但是在1950年成为一个德州掘油商和在2000年建立创业公司或去华尔街工作大不相同，因为1）这生意有很强的地方因素 2）成功极大地取决于运气。
[23] 由于创业公司而引起的帕尔默效应在硅谷清晰可见。谷歌愿意付给某些人每年数百万美元，以阻止他出去创业或加入其他创业公司。
[24] 我并非宣称，生产力的差异是美国经济不平等的唯一原因。但这是个重要原因，而且会越来越重要，假如你禁止了其他发财的方法，那些想致富的人们就会自然地选择这条路径。
文章来源：左思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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